“你说什么？”她的眼睛闪过一丝亮光。
霍桑观察了她一会儿，然后继续说：“我不想让你难过，泰勒夫人，但我们还没有排除他被人推下去的可能性。”
我很惊讶他竟然说得如此直白，我不知道她会有什么反应。她无法接受格雷戈里·泰勒已经死亡的事实，更不用说他有可能是被谋杀的。即使以霍桑的处事标准来衡量，这样说也太残忍了。
然而事实上，她表现得非常冷漠。“谁会做这样的事？”她说，“我想不出谁会想伤害格雷格。除了我，没人知道他要去伦敦，他甚至没有告诉女儿们。”
“他为什么去伦敦？”
水烧开了，苏珊没有回答，直到加利万沏好茶，端上桌来。他把茶包放在杯子里，将用细线连着的小标签挂在杯沿。
“他病了。”她说，“他需要钱。”
“严重吗？”同样，霍桑没有给她丝毫喘息的机会。
“很严重，但你不要想错了，他会没事的。他就是因为这个去伦敦的。”
“他去见谁了？”
“我会解释的，霍桑先生。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。我不想逐一回答你那些讨厌的问题。我来讲，你们听着，这样你会更轻松，我也不那么痛苦。”
霍桑拿出香烟。“介意我抽根烟吗？”他问道。
“你可以随便抽，但在我家里不行。”
她愤愤地盯着茶，然后端起茶杯，连茶袋都没拿出来就抿了一口。我也喝了一口。加利万未经允许就加了几勺糖，他一直在水壶边上晃悠，我们三人则留在桌旁。
“我们认识的时候，格雷格是个会计。”她开始说道，“在利兹的一家大公司工作，能力出众，前途大好，相信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我在酒吧工作，我们就是在那里遇到的。我们约会，结婚，有了孩子。但是他在城市里一直都不开心。他喜欢待在山谷里——去徒步旅行、观鸟、在星空下睡觉。仅仅是待在山谷里也不能满足他，他要去山谷的下面。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探洞者，每隔一周就来这里一次。我对此的看法并不重要，总之，当时最好的做法就是卖掉房子搬来这里。他在阿特金森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尽管薪水不太高。”
“他们是做建筑的。”加利万在一旁喃喃地说。
“没错，他是他们的财务经理。”
“你有你丈夫的照片吗？”我问。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，如果要谈论他，这或许会有帮助。
她瞥了我一眼，好像我冒犯了她，然后微微点了点头。加利万走到桌子旁，拿出一张装在塑料相框里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个高大、面带微笑的男子，长着一张橄榄球运动员的脸，鼻子塌陷。他穿着一件颜色鲜艳的夹克。胡子从脸上炸开，至少占去了一半的照片。他咧嘴大笑，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。一个热爱生活的人。
“我们并不富有，但在这里也不需要很多钱。我没有抱怨，我们有朋友，有琼和梅西两个女儿，当然还有山谷。我每周在疗养院工作三天，习惯了以后发现英格尔顿是一个不错的地方。夏天游客太多，街上很拥挤，山谷里也是。我们最喜欢冬天，你应该看看这里的雪天，真的很美。
“后来格雷格病了，大约六个月前。当然，刚开始我们什么都没想到。他走路困难，尤其是上下楼梯。我劝他去看医生，但医生只说是关节炎，给他开了消炎药……蠢医生。后来病情发展到了胳膊和脖子上。格雷格很少提起得病的事，但情况越来越糟。他的脖子最糟糕。皮肤开始出现瘀青，呼吸困难。我们再次回去看医生，这次她把我们送到了利兹，但是他们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确诊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眼神有些迷离。“埃莱-当洛综合征。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病，听起来太晦涩，但就是这个名字，简称eds。他总是叫它艾德。‘艾德来了’他会这么说。格雷格总是拿所有事开玩笑。”
“他的确是这样。”加利万表示同意。
“但这并不好笑，一点都不。埃莱尔-当洛综合征会导致死亡。很简单，他的脖子会脱臼，这意味着他的脑干不能正常工作。再过几个月他就会卧床不起，癫痫发作，然后瘫痪，最后死去。”
她将这些经历分开讲述，把丈夫缓慢的死亡过程划分成不同阶段，就像求爱和婚姻的不同阶段一样，一段连着一段。
“埃莱-当洛综合征有一种治疗方法，”她继续说道，“有一些援助组织与我们取得联系，这是他们告诉我们的……通过手术把所有的椎骨连接在一起，这样他的脖子就可以稳定下来，就能救他的命。问题是，这种手术没有被纳入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，手术昂贵又复杂。格雷格必须去西班牙。那里的医生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，但手术费并不便宜。再加上飞机票、治疗费、住院费和其他费用，需要二十万英镑。
“我们没有这么多钱。我们虽然有这栋房子，但是房子有抵押贷款。格雷格从来不擅长存钱，这很奇怪，因为他本身就是做财务的。他确实有一份价值二十五万英镑的人寿保险：是他在利兹时办理的。但是没有用处，因为必须要死后才能拿到，这还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“但他在伦敦有个有钱的朋友。”霍桑说。
“没错，正是如此。他十九岁时在牛津大学读书，在那里交了两个好朋友……理查德·普莱斯和查尔斯·理查森。他以前常叫他们小鬼头和狡猾鬼。他们过去常常一起探险——三人就是这样认识的。他们经常聚在一起。格雷格以前每年都盼着和他们相见的日子，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候。他们多数在英国聚会，有时也去欧洲甚至南美。那两人知道格雷格负担不起异国度假的费用，长途旅行时，会出钱帮一点忙。他们谁也没说破，格雷格也不喜欢谈论这件事——他是约克郡人，有自己的骄傲——但没有他们，他永远也没法那样出去玩。
“二〇〇七年查尔斯在长路洞意外死亡后，这一切都结束了。理查德来这里参与调查，但之后他和格雷格再也没见过面。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对发生的事情感到内疚，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尽管其实没必要这样，因为他们都是无辜的。戴夫是证人，最先告诉他们没人做错，那只是一场意外。”
她说话的时候，加利万一直在专注地看着她，但是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他又转过身去，好像并不想牵扯进来。
“是我说服了格雷格去伦敦和理查德谈谈的。”她接着说，“作为一名高级律师，理查德很优秀。他在伦敦和乡下都有房子。也许他不可能承担所有的费用，但如果他能帮帮我们，我们就有机会。不管怎样，我们两人会想办法筹到剩下的钱，像众筹之类的。格雷格不喜欢这个主意，认为他和理查德的关系已经结束。他们都六年没说话了。”
霍桑说：“他是星期六去的。”
“没错，我亲自开车送他去车站，明确地告诉了格雷格——如果他不上火车，我就和他离婚，还会让理查德·普莱斯在法庭上为我辩护。他大笑起来，尽管笑会让他更痛苦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，早上，在里布尔德的站台上。他只打算在伦敦待几个小时，我还在等他回家喝茶。”
“理查德·普莱斯拒绝帮忙。”我说。
我很确定她会这样说。这个说法会让一切看起来更合理。理查德不想提供这笔钱。格雷戈里跳到火车底下自杀。苏珊第二天去了伦敦。也许是她杀了理查德。
“那是你的想法——但你大错特错。”苏珊尖刻地回答道，“理查德·普莱斯是个好人，也许他在为长路洞的事自责，就像格雷格那样，但他们从来没有互相指责过。他们当时一起决定离开那里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。”
她转向戴夫·加利万求证，但他仍然看着别处。
“格雷格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理查德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家里见他。”她继续说道，“那应该是午餐时间。理查德说他一个人在家。嗯，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他接待了格雷格，就像这六年从未存在过一样，他们又成了最好的朋友。他听格雷格讲完，不仅同意拿出两万或五万英镑，还同意负担所有的钱。他就是那种人，他是个圣人。”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，泰勒夫人？”霍桑问道。
“格雷格打电话告诉我的。”她直视着他的眼睛。
她在口袋里翻找，最后，拿出手机，放在桌子上。“他打电话时我正在开车。星期六下午，我带琼去上舞蹈课。他应该记得有舞蹈课，所以他留了言。”
她伸手按了几个按钮。我们看到了死者的照片，现在又听到了他的声音。
“亲爱的。我刚离开。理查德太棒了，我真不敢相信。他带我进了他家——顺便说一句，你应该参观一下——我们喝了一杯茶，然后……不管怎样，他说他有能力支付全部费用，全部，你能相信吗？他好像想弥补几年前发生的事。我说了手术费用，但他说他的公司有一笔基金，专门用来做这类事情，然后——”声音断掉了，“我现在要回国王十字车站。我会在火车上打电话给你，或者你打给我。我们星期天晚上去马顿兵团吃晚餐吧，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我过会儿再和你聊，好吗？我爱你。”
手机中传来微弱的咔嗒声，接下来一片寂静。
“警察把这段留言录了音。”苏珊说，“我不愿意失去它。他到车站之后，我们又谈了一次，但那是我对他声音的最后记忆。他发了这个……”
她把手机转过来，给我们看格雷戈里·泰勒的照片：一张自拍。他站在一条路上，我一眼就认出了这条路，那是海格特的霍恩西巷。横跨拱门路的霍恩西巷大桥就在他身后。他正微笑着。
“这是唯一能安慰我的东西。”苏珊接着说，“他死的那天，本是他这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。他在世界之巅。他认为自己会没事的。”
这些话在我脑海中引发了另一个想法：格雷戈里·泰勒的病不会痊愈。手术永远也不会进行。这难道就是普莱斯被杀的原因吗？是为了阻止普莱斯为格雷戈里支付手术费用吗？
霍桑似乎也是这么想的。“你丈夫在回家的路上心情很好。”他说，“那么你认为在国王十字车站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“这是你的工作。”苏珊回答道，“我不知道，警察也不会给我看监控。但是他们说站台上有很多利兹队的支持者，他们一直在喝酒。”她紧握着电话，仿佛这是一个神圣的遗物，里面装着她所爱的男人的骨灰。我第一次看到她眼中的泪水。“我不想去回忆。现在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……”
加利万走上前来，好像要带我们出去，但霍桑没有动。“你必须去伦敦。”他说。
“我星期天早上去过，见了一个警察，一个叫麦考伊的人。戴夫在这里照看我的两个女儿。”
“你去确认尸体。”
“他们给我看了照片，确实是他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”霍桑这样问她，原因只有一个。理查德·普莱斯遇害时苏珊·泰勒就在伦敦！但是她不可能和这件事有任何关系，那完全没有道理。
“我一直待到周一，他们把我安排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里。那里太糟糕了，但是当时来不及赶晚班火车。”
“星期天晚上你做什么了？”
“我特别开心，所以去跳舞，然后在外面吃饭。”她皱着眉头，反问道，“你觉得我还能做什么？那天我一个人坐着，盯着钟表，直到可以离开。”
她很想赶我们走，但霍桑仍然没有结束对话的意思。“还有一件事，泰勒夫人。”他说，没有丝毫歉意，“我想问问你关于长路洞的事。”
“我可以告诉你。”加利万说。
“我想听听泰勒夫人怎么说。”
“那是六年前的事了。”
“你说理查德·普莱斯和你丈夫从来没有互相指责，但也许别人会责难他们。”
她睁大了眼：“你凭什么这么说？”
“泰勒夫人，这话你或许不爱听，但他们二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相继身亡。长路洞似乎是这两起命案之间唯一的关联。”
苏珊·泰勒瞥了一眼手表，然后向加利万示意。她看起来不大高兴，但也会多给我们一点时间。
“我只能告诉你格雷格告诉我的话，但我想这正是你想知道的。那是四月的一个周末。他们两个——理查德·普莱斯和查尔斯·理查森——从伦敦过来，住在里布尔德的车站旅馆。格雷格也在那里租了一个房间，这真是浪费钱。旅馆离这里只有二十分钟的路程。但这说明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了，我敢肯定，他们确实喝了不少。男人们聚在一起，重温旧日时光之类的。”
“你见过理查德·普莱斯吗？”
“当然，见过几次面。说实话，我对他没有好感。我觉得他太油嘴滑舌了。格雷格从没有带他来过家里。这房子让他觉得尴尬，他觉得这里简直就是垃圾，但我们还是会去马顿兵团之类的地方吃晚饭。我也在调查时见过他，但是我们没有说话——当时没有。我没和任何人说话。
“不管怎么说，格雷格告诉过我。那是四月，天气一直很暖和，连续两周都是大晴天。但是那天天气预报说会下雨，甚至有人说会有暴风雨。但格雷格看看云层，认为只是局部会有暴风雨，他们出发的地方离风暴中心很远。格雷戈里懂得天气，他从来没出过错。他们中午前就进去了，应该下午晚些时候出来。那个地方的探险难度是四级。全程两英里，要跨越好多高地，有些地方相当难走。
“然后，当暴风雨来临时，就恰好降临在他们头顶上，麻烦的是地面很坚硬，这意味着洪水会流得更快。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有麻烦了，但那时还有选择的余地。他们可以爬到更高的地方，或者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出口。他们三人决定选第二个方案。他们需要越过一处弯曲的地方，但之后就会变得很容易……这个弯道需要爬行过去，但只要他们在水到来之前爬出去，就不会有事。
“三人都同意选这个方案。但是，在匆忙往外走的时候，查尔斯走散了，落在后面。当他们离出口只差最后一个通道时，另外两个人才注意到他不在。那他们该怎么办？出口的阳光就在前面等着他们，如果在洪水向他们喷涌的时候回去找他，那就太疯狂了。他们大喊他的名字，但这是浪费时间。他可能在五米之外，有水声和其他噪声，听不见他们的叫喊。所以他们决定回去，但刚刚走过的路已经变成一条湍急的洪流向他们涌来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垂直裂缝……”
“那里落差很大，水道狭窄。”加利万解释道，“他们可以用臀部和肘部在水面上方移动，将自己固定在墙壁之间。”
“但这仍然很危险。”苏珊·泰勒补充道，“因为如果他们滑倒了，就会被水流卷走。但他们两个竭尽全力返回去，却还是不见查尔斯的踪影。”
她停了下来，好像没必要再多说什么。
“他们猜测他一定是错过了那个弯道，继续向前进了一个通道混乱的地方，那里就像一个地下迷宫。”
“就是多层式立交桥。”加利万说。戴维娜·理查森也告诉过我们这个名字。
“他们无法回到那里，所以他们做了第二个决定，那就是出去求助。”
“他们去了英巷农场。”加利万继续讲这个故事，“那里的农场主是克里斯·杰克逊，他们知道即使他不在家，他妻子也会在。他们去那里报警，直接联系了我。我在五点过五分记下了电话，然后搜救队全员出动。七点钟的时候到达长路洞。”
“警察也给我打了电话。”苏珊端起茶杯，但茶已经凉了。她皱了皱眉，又放下茶杯。“那时我才知道出事了，直到第二天他们才找到查尔斯——”
“够了，”加利万咆哮道，“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的话，应该看看调查报告。一切都是公开的，你们该离开了。”
“女儿们马上就回来了。”苏珊说，她伸手去拿纸巾，我看到她的手在颤抖。抬头一看，我发现她在哭。
“在外面等我。”加利万走到她跟前。
霍桑站了起来。“谢谢你答应与我们见面，泰勒夫人。”他说，“我们会查出国王十字车站事故的真相，我向你保证。”
她几乎愤恨地抬头看了他一眼，好像真的在责备他。她有理由这样做，他的来访揭开了她的伤口，迫使她重温曾经发生的一切。我点头致意，什么也没说。我们离开了。
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她家。在确定没人看见时，霍桑穿过前厅走进客厅。我在后面跟着。房间里空空如也，非常简朴。除了壁炉和钢琴外，还有一台电视机、两张沙发、一张放着仙人掌的咖啡桌，以及几张全家福照片。一扇落地窗通向温室，有只猫蜷缩在一把椅子上。这就是屋内的所有东西，再无其他。
“你到底在找什么？”我低声问他。
“你没看到吗？”霍桑反问道。
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，但他没有。
“我没看见。”我说道。
霍桑摇摇头：“就在你眼前，老兄。”
每当霍桑看到什么或想出什么办法时，都会故意瞒着我，好像这是个猜谜游戏。这是侦探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情况，我总是觉得很恼火，但又非常清楚我无能为力。我们离开客厅，蹑手蹑脚地回到街上。一到外面，他就点了一支烟。
“你真的要对她这么无情吗？”我说。
霍桑看上去真的很惊讶：“我有吗？”
“她很难过。”
“她是很紧张。”
她紧张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我的确没看出来。她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这些想法在我脑海里回荡，这时，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知道霍桑可能不知道。因为我在伏尾区住了十六年，虽然可能与案情无关，但我还是决定告诉他。至少能帮点忙。
“你记得那张照片吗？就是她给我们看的那张。”我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