化繁为简，清晰职权，才能针对官吏们在变法过程中的作为予以奖惩，从而保障政令由中央落实到地方。
既然有所决定，高澄当场表态，支持崔暹，从而终止了这场争议。
张亮也不气馁，崔暹所言确有道理，都是为了公事而已。
况且作为曾侍奉尔朱兆的过来人，只是主公没有采纳自己的意见，便要郁结于心，那他早就抑郁了。
高澄虽然自诩自己在高氏崛起的过程中，起到了决定性作用，但明眼人都知道，高欢建义第一功臣，非尔朱兆莫属。
毕竟六镇降人是尔朱兆给的，高欢东出也是尔朱兆许的，甚至就连斛斯椿、贺拔胜等人，都是被尔朱兆逼反。
既然确定了以改革官制为先，高澄于是放任众幕僚畅所欲言，谈一谈如今官制存在的缺点。
众人一致将矛头放在了中央权力机构的双轨并行。
承袭自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并未被废除，新兴的三省六部制却已然成形。
这也导致朝堂中央出现两套领导班子。
在漫长的官制改革中，实权逐步向三省转移，三公九卿制到如今，已然虚置，但它开府置幕的权力得到保留，各有处置公务的府寺设立。
亲信们对双轨并行的不满得到高澄的认同，他认为是时候由自己出面，终结奉行近八百年的三公九卿制度。
当年急着为高欢加相国，并不仅是为自己腾开权位，也是在为废除三公九卿制而作准备。
董卓置相国，位在三公之上。
无论如何，不能使高欢的名位因官制改革，而受到影响。
而作为中书监、尚书令的高澄，三省坐拥其二，确立三省六部制作为中央唯一的权力机构，也是自己的利益诉求。
废除三公九卿制的难点在于安抚所任职的官员。
三公授予勋贵，虽只是虚职，但也是一份荣光。
而对于三公九卿制下的各府寺官员来说，官职更是立身根本。
对此，高澄也早有应对方法，无非是再度动用杜弼，以及他麾下虎视眈眈的一众御史，打掉一群或庸碌、或贪腐过甚的非高党之人。
空出职位，以作安置。
当然，也可以对年老之人采取劝退的方式。
空出职位的方法有的是，这也是高澄有别于古代许多改革家的地方。
高澄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天子，而是他父亲高欢，因此他才要在晋阳与高欢就改革的想法彻夜长谈。
两父子取得一致，才能安心南下洛阳，大展拳脚。
他无需顾虑反对者的看法，甚至有能力罗织罪名，让他们自己去与孝文帝辩论，是否应该变法图强。
当然，作为权力的所有者，使用权力不能肆无忌惮，真要有人反对就弄死的做法太过粗暴，将来子孙借鉴，谁还敢劝谏。
打击贪腐庸碌之辈，空出职位，从而废除三公九卿制，这也是对权力的一次妥善使用。
而在废除三公九卿制之前，也需要对三省六部制进一步完善。
高澄与亲信们商议后，明确了中书省决策、门下省审核、尚书省执行的原则。
为何高澄批阅奏折从未经过门下省审核？
太昌元年（532年），在高澄建议下，被高欢拥立的元善见，投桃报李，加授高澄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而侍中，正是门下省主官，这也能理解高乾为何因丢了侍中一职而闷闷不乐。
之所以只说高澄掌控中书、尚书两省，只因为在高氏掌权以后，侍中长期保持四人及以上的规模。
因司马子如出洛，转任并州刺史，卸下侍中一职。
如今洛阳城中只有高澄、高隆之、李元忠三位侍中。
但是因安定晋阳之功，孙腾将被调往洛阳，加侍中，授三师之一的太保衔。
而往洛阳养病的段荣也被授予侍中一职，加三公之一的司徒一职。
高澄对于权力有着自己的野心，如今三省之中，已有两省在握，他计划将门下省也完全掌控，真正做到集决策、审核、执行于一身。
如此一来，必须改变五位侍中并存的局面。
但这四人全是高欢、高澄两父子的心腹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采取打压手段。
所能做的，无非就是官职置换。
由于高澄就任中书监，职权与其相同，位次稍逊的中书令不敢与他同列，已经请老归乡。
高澄也属意将段荣由侍中、司徒改任中书令。
姨父来洛阳本就是养病，不可能以中书令的身份与自己争权。
而中书令也断然不会辱没了段荣的身份。
五名侍中以去其一，只剩四人。
高澄留幕僚们继续在大堂商议，自己在高季式等人的护卫下，往府衙厢房向高欢手书一封，请他在晋阳为尚书右仆射、侍中李元忠空出相应的职位，调其北上。
这也是高氏晋阳－洛阳军政二元制的特殊体制，所带来的一项便利。
官员无论是调往晋阳，或是任职洛阳，都不会视作被驱离权力中央。
高澄相信高欢会做好相应的安排，偌大的相国府与中外府，安置一个李元忠并非难事。
况且李元忠在洛阳也待了五六年，是时候做出调动。
一封书信，四位侍中又去其一，只剩三人，即高澄、高隆之以及收到来自洛阳的调令后，即将南下的孙腾。